一张假身份证在2003年值多少钱？ 在黑市上，成色好的假证，几千块就能办下来。照片是真的，名字是假的，籍贯是编的，钢印是伪造的。几千块钱，买一个全新的身份。有了它，就能换掉一个正部级干部的名字，就能从北京飞到广州，再从广州出境，消失在东南亚某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。 几千块钱的东西，差点改写了中国一个部长的命运。但最终，它没有派上用场。 2003年10月中旬，广州白云机场的到达廊桥被临时清空了一小段。两个穿深色外套的男人站在舱门两侧，像两尊石像。飞机的舱门打开，乘客还没有出来，通道里已经只剩下脚步声。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拎着黑色手提包走出舱门。两个男人迎了上去，亮出证件，没有多余的话，只说了几个字。 那个包被拿了过来。拉链拉开，从底层的夹缝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里装着那张几千块钱买来的假身份证，还有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单，几张某境外银行的不记名本票。东西一样一样摊开，摆在田凤山面前。 他的脸色变了。像是冬天松花江上的冰，突然裂开了一道口子。 田凤山的人生，到那一刻为止，看起来像一条极其标准的上升线。 1940年，他出生在黑龙江肇源县的一个农民家庭。那个地方在松花江和嫩江交汇处附近，土地是好的，黑得发亮，踩上去软得像棉被。但好土地不等于好日子。田凤山记事起，家里就是缺粮、缺钱、缺穿的。兄弟姐妹好几个，围着一口大铁锅转。能吃饱的年头很少，大部分时候是苞米面掺着野菜叶子过。 读书这件事，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种奢侈品。田凤山的父母却咬着牙供了他。家里能卖的都卖了。鸡卖了，猪卖了，柜子上的铜锁也撬下来卖了。一个家族把所有本钱押在一个孩子身上，这种决绝，在东北农村并不少见。田凤山没让家里失望。他的成绩在班里一直排在最前面，那种长期饥饿状态下还能保持高度专注的能力，不是人人都有的。 1961年，田凤山考上了西安第二炮兵技术学院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地位很高，自动控制专业更是小众中的小众。一个东北农村出来的孩子，考上这样的学校，在县里是大事。村里人后来提起这件事，还会说一句，老田家那个小子，真有出息。 毕业后，田凤山回到黑龙江。从乡村教师干起。那是一个讲究“组织分配”的年代，个人没有太多选择。他被分到一所乡村学校，教的是数学。干得好不好，其实很难量化。但他有个特点，不管干什么，都特别认真。那种从饥饿中熬出来的人，对“机会”两个字有一种天然的珍惜。很快，他被调进了公社机关。 之后的事情，顺理成章。公社干部，公社书记，县委副书记。到1983年，田凤山坐上了肇州县县长的位子。那年他四十三岁。三年后，转任县委书记。1988年，调到牡丹江当市委书记。一步一个台阶，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 黑龙江官场里的人，对田凤山的评价高度一致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搞特殊化。下乡调研时跟农民一起坐炕头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。他弟弟从农村跑来找他安排工作，被他当众训了回去。这件事在当地传得很广，成了他廉洁形象最有力的注脚。人们说，田凤山这个人，对家里人都这样，对别人更不会乱来。 1995年，田凤山当选黑龙江省省长。那一年他五十五岁。从肇源农村到省长办公室，这条路他走了三十多年。三十多年里，没有人能在他身上挑出明显的毛病。 但省长的位子，和之前所有的位子都不一样。 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，权力再大，也大不过一个省的范围。一个省长手里的权，直接牵动着几千万人的利益分配。项目、资金、人事、土地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资源。这些资源在市场上是什么价，很多人心里都有一本账。田凤山刚到任的时候，大概还觉得自己能像过去那样稳。但环境已经开始变了。 1995年冬天，哈尔滨的雪下得很大。 一个叫马德的人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，去了田凤山家里。 马德是田凤山在牡丹江时期的老部下，当时在海林县当领导。这个人脑子活，会做人。只要到哈尔滨，必定抽时间去看田凤山。带的东西也不贵，蜂王浆、榛蘑、茶叶，都是东北人拿得出手的山货。田凤山对马德印象不错，觉得这个老部下重情义。 但那天晚上，马德带来的不只是山货。 两人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，马德起身告辞。走之前，他把那个黑色公文包放在了鞋柜上。田凤山一开始没当回事，以为还是什么土特产。等人走了，他拉开包，里面没有蘑菇，也没有茶叶。整整齐齐的，是十捆现金。十万元。在1995年，普通工人一个月拿四五百块。十万元，在哈尔滨可以买下两套楼房。 田凤山盯着那个包看了很久。他可以拿起电话，把马德叫回来，把钱退回去。也可以直接让秘书把东西交到纪委。这两个动作中的任何一个，都能让他继续做那个清廉的省长。但他没有。他把包拎进书房，锁进了柜子。 人一旦收了第一笔钱，后面的事情就由不得自己了。 马德很快得到了回报。在省里的干部调整中，田凤山为他争取到了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的位置。几年后，马德当上了绥化市委书记。马德在绥化搞的那套卖官生意，后来成了新中国反腐史上规模最大的地级市窝案之一。两百多人被查，整个